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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11月2日，由中国哲学史学会曾子研究会主办、幸运轮盘 与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承办的“曾子论坛（第四讲）”，在知新楼A1916举行。此次讲座由同济大学哲学系教授曾亦主讲，我院陈晨捷副教授主持。

此次讲座，曾教授主要针对学界将《春秋》视为“史书”的主流看法，提出自己的不同见解，即将《春秋》归类为“刑书”；同时结合我国古代经籍中的释义，驳斥了学界普遍认为的“将《春秋》看作‘刑书’其地位变低”的偏见，由此提出了与之相关的几点问题。

首先，曾教授借汉代司马迁“空言”与“行事”这两个概念讨论《春秋》的性质，他认为“空言”与“行事”是“尧舜先王之道”的两个表述方式，比如程颐论《诗》、《书》为载道之言，这是“空言”；《春秋》即为圣人之用，是为“行事”，亦即圣人的政治实践，两者都是“道”的体现。

其次，他指出汉代以后儒家将《春秋》视为“刑书”的表现，认为西汉董仲舒的《春秋决狱》、汉末何休的《汉议》和清龚自珍的《春秋决事比》都可以证明《春秋》是可以用来进行法律判案的，即可视为“刑书”。

另外，他认为法律与道德之间难以保持绝对平衡，并列举了《春秋》中“蒯辄拒父”的故事，蒯辄做法符合王道但不符合道德，由此指出《春秋》作为法律之书，其所规定与道德之间势必造成一定的张力。

最后，曾教授强调儒家经学是全体大用之学，是经世致用的，而宋明理学和现代新儒家都过分看重修身之学，“刑书”也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专门的法律之书，既包含了国法的意义，也包含了族规、家法、内心戒律等内容。每一部儒家经典都可以落实到现实中，是既有“内圣”亦有“外王”的无所不包的全体大用之书，由此证明将《春秋》视为“刑书”是具备充分合理性的。